细则问题
李明是四川省某高校的一位硕士生导师，《意见》刚刚出台，他便已经通过媒体了解到了其中内容。对于省教育厅的此次改革，李明深以为然，但并不看好。
“我同意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监督，以及建立一套‘能上能下’的制度，这是件好事，但想只凭一纸文件就改变现状，太难了。”李明说，我们需要看的是具体细则。
李明的这番话其实代表了很多人的担忧。张小元便坦言，类似的退出机制其实是一个“年审制度”，如果教师几年内不达到相应条件，就不具备导师资格，但导师带学生的周期一般为3年，且每个老师的年审时间可能不同，但学校招生周期是既定的。“举例来说，一个老师的年审周期若为5年，则意味着下一届学生刚到研二，如果此时该老师被取消资格，这些学生怎么办？这是这一制度很难在高校实施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导师身份的变化并不仅仅关乎学生的培养，更牵扯到教师具体的福利待遇，乃至教师在高校内部的地位问题。“究其根本，目前的导师资格被赋予了太多本不该拥有的责任和待遇，这就导致导师资格‘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全方面的制度保证，很难有所改变。”李明说。
应该说，某项政策相关细则的缺失，并不是高教界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今年两会期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招生办)校长王树国就曾坦言，目前国内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便是缺乏细节，缺乏深度。“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不是‘补补丁’，而是思考如何建立一套灵活机制，把生产力充分调动起来，创造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
标准问题
在研究生导师身份的问题上，胡弼成多次表示，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取长补短。那么，国外高校是怎么做的呢？
据介绍，国外高校并没有针对导师的专门聘用机制，而是与教授、副教授的资格相互绑定。如果一名教师具备了副教授以上资质，就自动具备带研究生资格。然而与此同时，校方也对老师有严格的考评体系，若该教授不达标，也可能不被聘用，自然也不能带学生了。
“不管在什么高校，对导师相应的评价和审查都是应该的。但问题是，我们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胡弼成说。
对此，有评论也曾发表过类似观点：“进入大学的教师都会是研究生导师，不存在是否终身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不适合当导师，他压根儿就不该被录取为教师。因此，问题不是出在是否终身制上，而是大学的聘用评价机制有问题。导师终身制问题的提出，凸显我国科研教学管理水平的落后。”
胡弼成坦言，建国之初，国内高校普遍学习的是苏联的教学模式，强调“专家培养专家”，更多看重的是教师的学术能力和科研能力。因此，教师即使在教学方面的评价标准，也更多地关注教师教给了学生什么知识。“然而，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仅仅教给学生硬性的知识是肯定不够的，我们要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团队能力等一系列能力，与此相对应，我们对导师的评价标准也应有所改变。”
不久前，清华大学(微博)讲师方艳华因未满合同中“非升即走”条款而险些被辞退事件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对此，李明表示，从本质上看，此事件与导师评价标准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如何找到一个真正适合国情，也符合教育规律的评价标准。
“‘非升即走’没有错，淘汰不合格导师更是大势所趋，但如果标准不对，我们很难保证不会有‘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毕竟在现行评价体制下，全身心投入教学的老师们其实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而他们才是我们教育力量的根本。”李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