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进一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提出，将继续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取消全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整治“红顶中介”，加快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着力铲除滋生腐败土壤。（1月15日中国政府网）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掐住审批的脖子，大有“要想此路过，留下买路钱”的霸气，这就是“红顶中介”特色。
究其原因，源于这些“红顶中介”的背景和资质，诸如此类的中介机构的管事人或托管人大都是行政单位在职或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兼任，甚至有些看似第三方的中介机构人员本身，就是享有事业编制人员，按照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潜规则，怎能让他人分享红利？退一万步来讲，不说盈利多少，单论这些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都不是个小事情。但这些绝对不是主要的，因为更潜藏着权力垄断。
“行政机关随便换个马甲就出来收费。”华中科技大学陈鹤教授认为，有些行业的中介、协会行政依附性过强，这是以市场经济之名，行行政垄断之实。荆州一家化工公司准备上马一个新项目，项目投资100多万元。安监部门要求这家公司去当地一家中介做安全评价。公司负责人介绍，“安评”仅是指出不同建筑物之间的距离要求。“然后这个距离画几个框框，这就要20万。这还不包括验收，验收还要五六万。”湖北利川市一家企业负责人对此同样感受深刻：“政府部门不收费了，但指定的中介机构收费更厉害。本来政府部门机构收费200元钱能办完的，现在(指定的)中介2万元都做不到。”
从中我们看到很多权力部门，并没有放弃其中的甜头，释放简政放权的红利也就无从谈起。中介机构由政府指定，甚至有些职能部门下属的研究院所、协会及商会等组织，依然担负起了承接政府转移权力的义务，开始明目张胆地同行政部门一起开辟窗口办公。办事者只能任由新生利益链吞并自身法定赋予的“红利”。
与之而来的，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些协会、研究所们充当行政单位的“提款机”角色，诸如私设小金库等行为，让腐败的成本更加低廉、难以查处。李克强在简政放权中，几次提到解决“红顶中介”，对改革的阻挠无疑于如鲠在喉，防止简政放权中涌现的新腐败，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制度的预设，对于那些“拦路虎”务必要从制度实施初予以消灭，如不然，腐败依然如影随形。
文/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