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艺
因为薪资纠纷没拿到工钱，几名农民工就来到楼顶威胁要跳楼，还拒不服从民警让他们下来的指令。12月10日，记者从合肥市井岗派出所获悉，八名农民工和一名包工头被警方分别处以5日、7日不等的行政拘留处罚。（12月11日《新安晚报》）
农民工跳楼讨薪扰乱了正常的公共秩序，其行为无疑很不理性。他们还不服从民警让他们下来的指令，从法律的角度讲，警方拘留他们并没有错。但是换个角度看，欠薪更让农民工心寒。如果不是工资被工地方拖欠几年未果，这些农民工又如何会策划跳楼讨薪？他们跳楼讨薪仅仅是无理取闹么？
我们不排除有人怀着不正当的目的，劫持公众，扰乱公共秩序，借机给政府施压，甚至还存在“讨薪专业户”。但事实上，采用跳楼、堵路等极端方式讨薪，多数是劳动者在万般无奈下才想出的对策，并非他们故意跟政府过不去。公共秩序很重要，政府脸面很重要，但是，对被欠薪的劳动者来讲，个人饭碗与工资权利也很重要。恶意欠薪已经入罪，警方只拘留跳楼讨薪者，而不处罚恶意欠薪者，法律尊严何在？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何处安放？
从媒体报道来看，由于法律法规没有受到普遍尊重，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权利地位不对称，劳动者没有话语权。劳动者辛辛苦苦一年半载，结果两手空空；或者说合法权利得不到保证。面对生活的压力、老板的霸道，再加上相关部门的工作存在瑕疵，或者说他们向相关部门申诉过，但迟迟没有得到重视与解决。劳动者除了采用过激方式表达权利诉求，吸引公众眼球与政府的注意力以外，还能有多少更好的办法？
而且一道奇怪的风景是，跑十次有关部门还不如表演一次“跳楼秀”、“堵路秀”。过激讨薪招数往往很管用，不少人因此拿到了拖欠的工资，获得了应有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者采用不理智的方式维权，策划跳楼讨薪，不仅说明他们法律意识淡薄，也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焦虑心态，诠释了他们的弱势群体地位。
如果劳动者维权渠道畅通，维权成本低廉，工资真正做到按月正常发放，执法部门乐于为他们撑腰，他们又何必冒着被舆论诟病、被拘留治罪的风险，策划跳楼讨薪或者用其他过激方式维权呢？笔者以为，劳动者过激讨薪多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劳动者跳楼讨薪或者策划其他讨薪秀，实际上说明他们对政府存在许多权利渴望，以跳楼表达讨薪诉求，吸引社会与政府注意，为他们主持公道。这实际上也提醒相关部门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平常积极化解矛盾。如果矛盾积压、发酵，再急于灭火，很可能是火上浇油。
因此，在应对跳楼讨薪的问题上，除了警方提醒劳动者理性讨薪、合法维权，拘留跳楼讨薪者以外，职能部门应该有所作为，化解劳动者策划过激讨薪事件的动机。如果职能部门提供了便捷、经济的民意诉求平台，日常工作到位，用人单位利润血管里流淌道德血液，不用使出拘留狠招，跳楼讨薪之类的过激事件也会逐渐减少。反之，如果弱势群体诉求渠道不畅通、不便捷，即使用拘留暂时威慑住了跳楼讨薪者，也不是和谐劳资关系的应有之义。
一言以蔽之，政府不能只看到劳动者跳楼讨薪影响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而应该把应对讨薪事件的重点转移到防范、治理欠薪上来。如果政府建立了保护劳动者权利的长效机制，劳动者跳楼讨薪之类的过激维权事件自会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