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重拳反腐推动廉洁政府建设的同时，力推简政放权。一年多来，中央政府已取消和下放632项行政审批事项，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好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总要求，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要求，按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下一步的简政放权还需要攻坚克难，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善于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真抓实干。我认为，简政放权要从“减法”做起，然后再做“加法”，要加减并重。换言之，政府既要简政放权，又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责任，该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真正做到放管结合。
一要减少行政权力，增加民众权利。忙忙碌碌的政府管理有时候不只是劳而无功，更可能是劳而有过。过多的管理会限制普通民众发展和创造的空间，会压抑普通民众的热情和潜能。事无巨细、管得太多的政府管理在今天不仅不会得到尊重，反而会被普通民众所拒斥。
简政放权首先要减少政府的权力，增加社会的权利，增加基层和普通民众的权利。很多事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就不要去管得太多。只要有这个认识和觉悟简政放权就不难推进。政府权力太大的结果就是责任大，风险也大。政府减少了权力就减少了相应的责任，减少了很多的风险，社会会更和谐稳定。何乐而不为呢？
传统的政府管理主要职责是控制，是管制，是行政命令，是全能政府。而现代政府治理强调有限政府，因此，政府治理的重点不是更多地去直接管理社会，管理企业，而是要发挥社会、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增加社会的权利和民众的福利，尽可能地去实现各个社会主体的自治和共治。简政放权的目的是增加社会的活力，增加民众的权利，减少政府的权力和干预只是简政放权的手段。
二要减少行政审批，增加公共服务。减少政府权力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重点是减少行政审批。政府管得越多、审批事项越多，可能带来的麻烦就越多，就越可能制造问题。所以我觉得要减少管理，减少审批，增加服务。管理的重点是决策，所以也要减少决策，具体的决策就交给地方，交给下级。为什么我们的机构精简了又膨胀，膨胀了再精简，来回折腾？每隔几年就折腾一次，这种恶性膨胀，就是因为审批太多，职能没有减下来。要减不该有的职能，要减过多的管理，首先就要减少行政审批。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知道行政审批太多不仅造成过高的行政成本，而且副作用也很大。
政府减少行政审批的同时一定要增加公共服务。现代政府治理认为，政府应当扮演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因此，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公平正义，为社会发展营造宽松和谐的环境。服务型政府一定是群众满意的政府，群众认同的政府。老百姓得到了满意的服务才会发自内心地认同政府，于是就有了政府的公信力。简政放权就要增加老百姓所需要的服务，赢得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认同。
三要减少行政成本，增加公共价值。简政放权要减少行政成本，尽可能减少行政支出，包括老百姓意见很大的三公消费，减少没完没了的会议，包括一些不必要的检查和评比达标之类的东西。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减少成本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减少成本是为了提高行政绩效和提高公共价值，提高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质量。中国的政府治理一定不能走那种技术主义、管理主义的路子。比如，电子政务，不能光强调电子，不研究政务。公共管理不能只强调“管理”而忘记“公共”，公共价值才是政府治理的根本目的。政府治理一定要防止在一切次要的方面都认认真真地做，在一切重要的方面反而视而不见，能拖就拖，这是最可怕的。
政府治理不是目的，简政放权也不是目的。简政放权追求的是政府的绩效，追求的是公共价值的实现。传统的行政管理重过程、重任务、重目标和指标、重效率。而现代政府治理则重目的、重绩效、重价值。 科学发展需要明确方向，明确目的，淡化目标和指标。在今天，重视目的、重视价值的简约行政比只重视目标、重视任务的行政管理更受欢迎，因为它给社会和广大民众提供充分的创新和发展空间。
四要减少改革阻力，增加改革动力。简政放权的实质是削减政府过多的权力，削减官员的某些权力，这必然会引起一些利益群体的反对和抵制。全面深化改革要尽量地减少改革的阻力，增加改革的动力，形成改革的合力。简政放权首先要明确谁支持变革，谁反对变革；谁真正掌握权力，谁实际控制舆论；改革过程中有可能遇到哪些阻力，这些阻力来自何方；为了克服这些阻力需要做哪些努力；如何能够将改革的观望者和反对者转变为支持者，最大程度壮大支持改革的力量。“上下同欲者胜”。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对改革的认同和共识至关重要。
简政放权需要增加动力，而动力离不开激励。要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精神和物质的手段来满足改革参与者的需求，激发他们的动机，开发他们的潜能，引导他们的奋斗目标。控制的结果最多是换来服从，而激励的结果是赢得认同。控制使下属和民众变得渺小，激励使下属和民众变得伟大。推动简政放权，注重激励比依赖控制更受欢迎，也更容易取得成功。简政放权只有少数人的动力是不够的，关键要凝心聚神形成合力。合力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落实，来自于吏治的进一步强化，来自于法治和德治的并举。（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