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麓，东湖之畔。中西合璧，古朴典雅。历经沧桑，流风甚美。
百余年的风雨历程，铸就了武大“敢为天下先”的独创精神。
武汉大学，历经3个不同时期形成了有代表性的校训。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朴诚勇”、国立武汉大学的“明诚弘毅”，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其底蕴一脉相承，而又闪烁着时代光辉。
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湖北自强学堂。他认为，“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这便是武汉大学的前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诞生于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匡时济世、奋斗不止的“自强”精神，成为武大精神的不竭源泉。
五四运动前夕，国立武昌高师校长张渲制定并亲笔题写“朴诚勇”校训，激励师生无伪、无妄、无畏，具有“质朴无华”的美德、诚信实干的品格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1928年，李四光先生骑着毛驴，与林学家叶雅各一起，为国立武汉大学勘定了珞珈山麓东湖之滨的新校址。校长王世杰带领师生开展建校运动，“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胡适语），建造美轮美奂的早期建筑，种植荫庇后世的玉树琼林。在武大校园里，树木树人，薪火相传，诠释了“明诚弘毅”的校训精神。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抗战期间武大西迁四川乐山，一身学问的历史系主任吴其昌，身患重病仍坚持上课。他说，“战士当死于沙场，教授当死于讲堂！”终至病倒讲台，英年早逝。
在乐山，校长王星拱广揽英才，学校大师云集，在艰难困厄中谱写了热血救国、学术报国的辉煌篇章，武大跻身“战时四大名校”。当时在校的师生中，后来有12人成为院士。那段峥嵘岁月，浸透了一种永远感召武大人的精神力量。
武汉大学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是关于学者的“传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盛极一时，外文系的袁昌英、中文系的苏雪林和凌叔华三位女作家，被称为“珞珈三女杰”，享誉文坛。
20世纪40年代，同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韩德培、吴于廑和张培刚被称为“哈佛三剑客”。他们是法学、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大师。
文学院先后聚集了一批现当代中国著名的学者，杨树达、黄侃、郁达夫、沈雁冰、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周建人、刘异、谭介甫、朱东润、游国恩、苏雪林、高亨、冯沅君、朱光潜、沈从文等，声震四方；20世纪50年代，中文系学术鼎盛，教师队伍阵容强大，刘永济、刘赜、徐天闵、陈登恪、席鲁思、黄焯、程千帆、沈祖棻等“五老八中”，闻名遐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武大学者即在《自然》《科学》上发表了8篇文章；如今，谭崇台、刘纲纪、冯天瑜、胡德坤、舒红兵、周叶中等知名学者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院士方阵”120余人挑起教学科研大梁。
校训精神孕育了尊重学者、崇尚学术的传统。
最近，博士生陆庆全破解了西药合成金属残留这一世界性难题。研究成果在国际顶级化学期刊发表后，不仅引得德国院士撰文点评，而且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无金属催化”的研究热潮。
武汉大学被誉为“创新人才的摇篮”。改革开放之初，武大走在时代大潮的最前沿，老校长刘道玉率先推行学分制等一系列改革。2004年，武大首创以“质量”和“创新”为中心的研究生质量教育培养模式。今日武大注重对学生进行创造、创新、创业的“三创”教育，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校训既展示了学校的文化底蕴和精神风貌，又陶冶了一代代武大人的理想情操和价值追求。现行校训延续传统又与时俱进，1993年，时任校长的著名哲学家陶德麟发动师生讨论，凝炼出八字校训后，镶于学校正门壁墙，成为师生座右铭；2013年镌刻于新建校门广场的校训石上。有声有形的武大校训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校友欧阳予以学报国，“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干！”他研制出我国第一座军用核反应堆，完成了第一个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
桂希恩教授以行立德，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疫区调查，拉响了艾滋病在中国大地蔓延的警报。“一个教授的5年，将惠及整个民族500年！”
武大先后有100余人次参加了我国全部30次南极科考，鄂栋臣教授等数签“生死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多个中国和世界第一。
30年接力科考谱写“传奇”，他们勇敢挑战人类极限，这些感人的故事，正是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所承载的武大精神的生动体现。
太多的名字值得铭记，太多的故事需要传承。现在校长李晓红对校训这样解读：办顶天立地之大学，育顶天立地之人才；树创新、创造、创业之精神。（本报记者 夏静 本报通讯员 杨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