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施“脱亚”“侵亚”,福泽谕吉倡导穷兵黩武。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1887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如果说,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扩张谋划,虽影响广远,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而福泽谕吉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日本一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而很少对其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未能反省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