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国策,基旨颇类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阴,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吉田松阴(1830—1859)承袭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他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吉田松阴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
吉田松阴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派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他们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国观”发生重大变更:由先前对“文化母国”的景仰,衍为对一个庞大弱邻的鄙视,并生出侵凌之念。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写道:“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木摩书房平成九年版,第30页)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激发起高杉晋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高杉在上海撰诗《晓步西门外》云:“自许皇国刀锋锐,五大洲中可独行。”
福泽谕吉(1835—1901)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为启蒙论者,福泽力倡“文明开化”,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亦为题中之义。他主张学习欧美,同时把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的“恶友”,予以抛弃乃至侵凌,这便是福泽的“脱亚入欧论”。1885年福泽著文曰:“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脱亚论》,《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238—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