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资料图）
据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1956年5月笔供，他1893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1932年9月到中国参加侵华战争，任关东军第10师团步兵第63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1945年7月任关东军第3方面军第39师中将师团长。1945年8月23日被苏军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2年10月，“我于佳木斯驻防期间”， “当做密探嫌疑者而逮捕了中国人民约30名”，“其中经拷问后杀害了抗日战士15名，人民6名”。“在佳木斯东北方约10公里之村庄，”“对战场村庄的人民给予了损害，依照我的命令杀害5名”。
1940年8月，在浙江莫干山，“我的部下大队在战斗中曾使用毒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即国民党军——编者注)战士莫大的损害”。10月，在浙江诸暨，“杀害了重庆军战士约600名，在这里边包含战斗中重伤者和被战士杀害的俘虏推测约40名。这个罪恶是我平常教育须杀害这些俘虏的结果。又各大队在战斗中使用毒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战士很大的损害”。
1941年1月，在浙江杭州，其指挥的第1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0名，拷问杀害的约7名”;第2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0名，拷问之后杀害的约9名”;第3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5名，拷问杀害的约8名”。
1943年12月，在“荷兰领属东印度安汶岛”，“强制的使用印度尼西亚妇女十数名，设立一个慰安所，供给日本兵士之用，这是对印度尼西亚妇女重大的侮辱行为”。
1944年6月，在从浙江金华向衢州作战中，“杀伤人民约50名”。
1944年12月—1945年5月，在湖北“逮捕了抗日军及抗日团之密探嫌疑者共约90名，在调查拷问之下共杀害约30名”，“于步兵联队宣抚班，也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的宣传，在其行动中虐待人民，其中杀害约6名”。在湖北当阳，“对奋起正义行动的多数人民，殴打虐待致杀害约20名”。“为了教育刺杀练习试斩等使用，惨杀了俘虏5名”。“师团于湖北省驻防期间，在当阳从以前就设立的日本人经营之慰安所，使之供给日本军队慰安，师团对此经营予以支持。该慰安所里有中国妇女十数名，都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战争，而陷于生活困苦，被强制的收容从事贱业。我想在宜昌、荆门也有和这同样的慰安所。”
1945年1月，在湖北当阳，“杀害了俘虏约5名”。“师团将各部队军官召集到当阳，进行毒瓦斯教育之际，把2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为试验毒瓦斯效力使用。又师团军医部，把4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进行毒瓦斯效力试验而虐待，终于把他们都杀害了”。
1945年2月，在湖北沙市西北方马山屯“杀害了中国无辜人民约15名”。
1945年3月，在湖北襄樊作战期间，“杀害重庆军战士约3500名(于此之中，包含杀害俘虏若干名)”， “杀害中国人民约200名”，“强奸的中国妇女数字约50名”，“烧毁民房约200户”。“为了隐匿师团之作战企图”，“阻止了3名人民通行，并杀害之外，于其他村庄道路等，逮捕虐待人民，杀害十数名”。“在南漳方面作战中，发现由中国人民4名用担架搬运2名负伤的重庆军战士中，便将该负伤战士2名杀害，并将逃跑的搬运中之人民4名也射杀了”。“各步兵部队于攻击战斗期间，使用毒瓦斯及炮兵发射瓦斯弹，给予重庆军损害”。
另：
1932年9月—12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5名，平常时约8名，计约43名”。
1934年3月—12月，“杀害人民：约10名”。
1936年3月—1937年5月，“杀害人民：约7名”。
1940年3月—1941年3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名，平常时约24名，计约27名”，“强奸妇女：平常时1名”。
1942年12月—1944年1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名，平常时约21名(以外负伤约15名)，计约24名”，“糟蹋妇女(慰安所)：十数名”。
1944年2月—11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50名， “平常时约2名”，“强奸妇女，1名”。
1944年12月—1945年8月，“杀害俘虏：作战时约6名，平常时做刺杀教育用约5名，试验毒瓦斯教育用6名，其它5名，共计约22名”。“杀害人民：“作战时约204名”，“平常时约65名”。“计约269名”。“强奸妇女，作战时约50名(推测数)”， “平常时约17名(包含慰安所)”，“共计约67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