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我就提出京津冀的发展要由行政经济变为区域经济。”4月4日，季任钧教授在电话中向记者表示，这样的论断在今天也不过时。
年近八旬的季任钧是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带头人，退休之后，身在上海，却心系京津冀。季任钧认为，各自为政，缺乏规划上的协调，加上行政体制分割，各类生产要素无法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是行政经济的典型表现，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需要打破这样的局面。
“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要打破行政区进行规划。”季任钧表示，当年国家提出建设滨海新区，给天津的任务就是要跳出天津去发挥作用，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聚集先进生产要素，引领京津冀区域参与国际竞争。今天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也要承担类似的任务，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
“京津冀协同发展，如果不能对等开放，其结果只能与中央的战略构想背道而驰。”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浙也表示，欧盟一体化之后，效应很明显，欧盟国家减少了从区域之外的劳务输入，欧盟国家之间人口可以自由流动，要素先在内部平衡。
记者采访中，多位专家均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关规划，如果不能遵循对等开放的原则，如果只是为了解决某一个地方遇到的问题而非要分个主次，京津冀协同发展还要走很多弯路。
在专家的视野中，对等开放的内容，包括很多，如车牌互相取消限制，乃至远期的人口自由流动等。专家认为，对等开放，需要京津两市放开视野、立足长远谋划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