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从高层重视到地方规划，京津冀一体化成为中国社会热词，这个以首都为核心的经济圈也被外界解读为：中国经济改革新程的“一号工程”。
然而，“城市病”与贫困区并存，利益藩篱与经济潜力同在，环境危机与发展诉求两难……京津冀的发展矛盾似乎已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问题缩影。如今，在问题倒逼与国家战略下，京津冀“抱团”破题再迎新契机。
人口环境重压 “大城市病”倒逼京津冀协作
2013年初春，浓重的雾霾多次笼罩京津冀地区，多地PM2.5爆表，让舆论再次关切治霾的区域协作。同样在这个春天，“京津冀一体化”话题再度趋热，面对灰霾的天空和发展的困境，“同呼吸，共命运”的发展关联度正成三地共识。
在中国区域经济版块中，京津冀合作的概念虽提出较早，却发展滞后，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内部的发展落差不减反增。有学者曾用“吃不下”“不够吃”和“没饭吃”来比喻京津冀三地的发展失衡。
“对于京津冀协作，一直以来河北积极性较高，北京、天津积极性相对较低，而如今，京津越发迫切需要加强区域协作，疏解城市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单菁菁向中新网记者表示，因为人口膨胀、“大城市病”缠身，尤其是不堪负重的北京，正面临资源环境的倒逼。
专家所说的“迫切感”有着具体的数据支撑。以北京为例，十年前，北京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制定的人口规模为1800万人，但这一数字早被突破。截至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2069.3万人，伴随人口激增，土地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等“城市病”日益突出。
“北京已进入危机状态，天津已达警戒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祝尔娟这样表述京津两地人口、环境、资源等综合承载力。
“特别是北京，城市发展已经碰到天花板，北京的未来，根本出路在京津冀协同。”祝尔娟向中新网记者分析，北京必须通过功能疏解，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寻找发展空间和动力。
今年1月，“城市病”首次写进北京的政府工作报告，市长王安顺在报告中也用了“主动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表述。此外，从动物园批发市场外迁，到设立京津冀治霾“协调处”，北京对于区域协作的主动性也正从口号变为行动。
“京津与周边的关系正从集聚、吸收转向疏导、互动，给自己寻找出路，也给周边提供机会。”祝尔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