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巩俐拍《红高粱》的时候是有男朋友的，只是对方不愿意她拍《红高粱》，结果，电影开拍后两人矛盾就慢慢激化了。
1992年，张艺谋的前妻肖华曾经出过一本名为《往事悠悠》的书，披露了她和张艺谋、巩俐的瓜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
打破常规 吴天明私下凑钱助艺谋
说回《红高粱》。1987年春天，张艺谋派了副导演杨凤良去了莫言的老家高密，以每亩250元到300元的价格，与农民签合同，种下100多亩高粱。这笔钱来得很不容易，是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从厂里“悄悄”凑的4万多元。
为什么是“悄悄”？这得从吴天明和张艺谋的关系说起。
1983年下半年，吴天明在拍电影《人生》的时候，某日剧组突然来了三个年轻人，说是给电影采景，但没钱了，饿得不行。虽然吴天明不认识这三个后辈，但还是给他们备了饭。聊着聊着，得知他们的困难不小，就让摄制组拿了两三千元钱给他们，还把剧组一辆吉普车调出去给他们用了一个多星期。这三个年轻人就是张艺谋、陈凯歌和何群。他们筹备的电影就是后来被公认为“第五代导演扛鼎之作”的《黄土地》。
后来，张艺谋从广西电影制片厂调到了西影。当时，吴天明看到张艺谋一家三口寄居在老丈人家里，生活困难，于是，他顶着厂里的非议，费尽周折把张艺谋的妻子从县城调进西影图书馆，又分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1985年，吴天明筹备拍摄电影《老井》。他先是提拔张艺谋担任摄影师，后来又出人意料地选了张艺谋做了男主角，不仅给了他当时国内男演员最高的片酬——500元，还将张艺谋送上了大众电影百花奖、金鸡奖以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领奖台。
就是这层亦师亦友的情谊，《老井》拍摄的时候，当张艺谋带着《红高粱》的小说提纲找到吴天明，说想要拍成电影，吴天明没看剧本就答应了。
结果，老谋子到高密看景才发现，原来小说里写的高粱满地早就成了传说，要拍高粱地就必须自己种。当时，国内电影制片厂有很严格的生产程序，剧本必须在厂长办公室会议通过后，下了第一道生产令，财务科才会批出钱。可要等到那一天，就错过了高粱抢种的季节。于是，在上级部门没有任何批示的情况下，吴天明跑去西影各车间游说，这才凑齐了种高粱的钱。
可新问题很快就来了——1987年六七月份，高密天旱，高粱长势不行。眼看着要拖累秋季开拍，张艺谋给莫言发了求助电报，大意是希望莫言出面找高密的县领导们帮帮忙。莫言接到电报后立刻赶回了老家——“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出战柏林 《红高粱》原是救场参赛
1988年10月10日，《红高粱》在国内上映。高粱地里喷涌着情欲和野性，一下俘虏了观众的心。
在当时电影票价只有几角钱的情况下，票价居然被炒到了10元，可见受欢迎程度。而影片最终票房超过4000万元，意义亦远胜于今年获得7.8亿票房的华语最卖座电影《画皮2》。比如冯小刚，他拍《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故事说到1980年代陈道明带着女儿去看电影，背景的布告栏里贴着一张《红高粱》的海报，可见其时代标志意义。
不过，当初选送《红高粱》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却是为了“救场”——1987年年底，电影局本来决定送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孩子王》到柏林参赛，不想陈凯歌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选择了来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当时已进入12月，而柏林电影节的报名早在11月底就截止了。负责选片的余玉熙（后来新画面影业的总经理）向各电影厂紧急求援，西影厂的杨凤良导演便推荐了刚刚制作完成的《红高粱》。柏林电影节主席哈德尔看完很满意，破格给了《红高粱》入围的资格，这才为该片后来柏林抱奖铺平了道路。当时，和《红高粱》一起柏林参赛的，还有黄健中执导的电影《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他和张艺谋都是第一次出国比赛。
至于莫言，《红高粱》之后，他还给张艺谋写过两个剧本，一个是《英雄·美人·骏马》，一个是《白棉花》。但后来张艺谋相中了莫言的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拍了电影《幸福时光》。
迄今为止，莫言有四部小说改编为电影，分别是：张艺谋在1987年执导的《红高粱》，霍建起2003年执导的《暖》，李幼乔执导于2000年的《白棉花》。还有一部就是张艺谋在2000年拍的《幸福时光》，这也是公认莫言所有小说改编里最失败的一部。（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