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堵日益成为城市的窘迫课题，北京启动治堵方案后，广州也正式推出治堵征求意见稿。引人注目的是，公平与效率这一中国改革始终不能也不曾回避的问题，同样深深烙印在治堵方案中。

    与其他领域改革不同，人们无须实践就能辨明，治堵决策对公平与效率考量的权重不同，会直接影响不同群体的实际利益，影响治堵决策的实际效果。如果政府能主动校正改革指向，既可节约改革成本，又可避免走弯路，无疑是社会的进步。广州治堵方案的变迁体现的正是这一进步，尽管这种进步还十分有限。

    广州的治堵方案，先后出过两个版本，第一个是专家讨论稿提出的治堵30招，第二个是正式的治堵方案征求意见稿。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汲取了公众意见，更加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也便有了显著改变：不限制私家车上牌、取消中心城区限制外地车措施、新增限制公务车等内容。显然，这样的决策变化和指向，体现了公众意旨，在交通领域的促进社会公平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社会发展已经表明，改革只注重效率，会出现诸多后遗症，引发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具体到治堵方案，如果不注重公平，迅速实现交通通畅很容易，比如搞尾号限行，每周少开一天，理论上路上的车会减少五分之一；此决策的边际效应递减后，再搞单双号限行，每周开一天停一天，路上的车立马又减少一半；边际效应再次递减后，就搞个反尾号限行，每周只开一天，如此总能让道路通畅。还比如，路堵，便不断修路，越修越宽、越修越多，仿佛城市全是路，同时又充分赋予车辆以路权，挤压行人和自行车道，我敢说开车一定很过瘾。但如此推衍下去，必致社会怨声载道。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城市正在不同程度地沿用这一决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