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州“又见东坡”

在定州半年多的日子，是苏轼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先后遭受官场失意、爱妻离世等一系列打击。但是，这也是他最为充实的一段时光。在定州，他的很多政治抱负得以实现，做了大量利国利民的好事。

■文图/李立华

听闻《又见东坡——苏轼与定州主题展》正在定州博物馆展出，取道曲阳前往观看。一路上，北岳庙、修德寺塔、定窑遗址以及陈文增定瓷艺术馆等，都是值得一看再看的宝藏。尤其北岳庙，这些年不知到访过多少次。我家先生说此行的重点是看碑，于是，走进北岳庙的半天时间，几乎都在逐字逐句地读碑，当然不会错过苏轼的《行香子·述怀》石刻：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据说，《行香子·述怀》是苏轼游览曲阳城西名胜济窦岩后所作，并留下摩崖刻石“浮休”二字。对于这首词此前虽不陌生，如今置身曲阳读来却别有一番况味。其中，既有人生苦短、知音难觅的感慨，又有摆脱世俗困扰的意愿，更有“且陶陶、乐尽天真”的豁达——仅此一点，足令多数世人望尘莫及。

下午，在定州博物馆《又见东坡——苏轼与定州主题展》，又见到了《行香子·述怀》石刻的拓片。史料记载，苏轼赴任定州后来到北岳庙，见这座年久失修的庙宇有些颓败，当即决定拨银重修。这样的文物保护意识，着实令人钦佩。

《又见东坡》展厅在负一层，上下扶梯时回头一看，馆舍一面窗正好对着定州塔。高耸入云的定州塔，有“中华第一塔”之誉。据《定州志》记载，登临塔顶可“东观碧海连天，西看嘉山虎踞，北视滱水龙盘，南眺银河茫茫”，百里风光一览无余。苏轼任职定州期间曾多次登到塔顶，题字抒怀。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衔，出任定州知州。在其六十多年的人生中，曾辗转游历过中国30多个州县。有史学家戏称苏轼的职业生涯“不是在外地做官，就是在被贬外地的路上”。苏轼虽然在定州仅仅停留数月，却成为当地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又见东坡》所展现的，正是苏东坡与定州的诸多渊源。

由《寄馏合刷瓶与子由》可知，苏东坡刚到定州没多久，就为弟弟苏辙寄去了定瓷馏合、刷瓶：

老人心事日摧颓，宿火通红手自焙。

小甑短瓶良具足，稚儿娇女共燔煨。

寄君东阁闲烝栗，知我空堂坐画灰。

约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枣待翁来。

诗中的“馏合”是蒸饭的小甑，“刷瓶”可能也是饮食器具。馏合、刷瓶都是当时的定瓷新品。苏轼以此作为礼物赠送弟弟，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可见他对定瓷的喜爱与珍视。他还曾写过一首题为“试院煎茶”的杂言古诗（古体诗的一种），其中有“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一句。所谓“花瓷”，指的是定窑瓷器白色胎土上或以刀刻划、或以模子范印的花纹，罩上透明釉后，呈现出清晰的图案，为牙白素净的瓷面增添无限华美，苏轼认为它们精细坚致，可与玉相琢。漫步展厅，造型各异的宋代定窑瓷器随处可见，走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它们依然净白、轻盈。

展览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数“千载二赋”——《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拓片或影印件）。苏轼亲笔创作并书写的这两篇赋文，文赋和书法珠联璧合，堪称“文翰双绝”。“二赋”书法用笔浑厚遒劲，丰腴妍丽。结体长短交错又纵横抑挫，带着向左倾斜的姿态，是苏轼晚年书风和笔意的代表。他承继魏晋笔墨韵致，跨越唐代法度束缚，引领宋代尚意书风，傲然列于宋四家之首。

“洞庭春色”和“中山松醪”皆为酒名，二赋亦为咏酒之作。苏轼终其一生好酒，自己也说“不可一日无此君”。苏东坡任定州知州期间，改良当地酿酒工艺，以黍米、麦子、松节为原料，以黑龙泉为水源，酿制成强身健体、甜中微苦的美酒，取名“中山松醪酒”，有“一口品三酒 （米酒、药酒、白酒），五味（醇味、松香味、蜜味、酸味、苦味）归一盅”的美誉。《中山松醪赋》所谓的“味甘余之小苦，叹幽姿之独高”，颇有一种为自己得意之作代言的感觉。

除了美酒，作为写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等等名句的美食家，苏轼也在定州留下了自创的美食。据说，苏轼到任前，定州周边一些县城夏季遭遇干旱，秋季又遇洪涝。他到任后，不仅向上奏请拨款救济百姓，还亲自带领属下携带粮食、肉类赴灾区赈济。然而，灾民众多、肉食短缺的问题，让他十分发愁。一天，望着巨大的煮肉锅，忽然想出一个办法。他让手下在肉汤中加入少许碎肉，混以当地出产的荞麦面，经过熬煮，制成块状，分发给灾民。这样一来，有限的肉食分发给了更多灾民，在赈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制作方法也随之流传开来。后来，人们将这种食品取名为“焖子”，成为定州最有名的小吃之一，是当地招待客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有“不吃焖子就不算到过定州”之说。

定州博物馆收藏了众多与苏轼有关的古籍卷本，颇有蔚为大观之感。元代诗人刘因的《静修先生文集》卷五，有“雪浪石”篇。苏轼居官定州时，在住所后花园偶得一石，黑质白脉，中涵水纹，展现出一幅若隐若现的山水画卷，犹如百泉涓涌、石间奔流、浪花飞溅之态。苏轼将其定名为“雪浪石”，并从曲阳运来汉白玉石，琢芙蓉盆将石放入盆中，还专修雪浪亭保护。

当时，定州北临契丹，是北宋王朝的边防重镇。苏轼上任后，首先整饬军纪，修建弓箭社，以鼓舞士气。在他眼里，出于太行的雪浪石，正是与敌人激战的“飞石”：

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

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

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

千峰石卷矗牙帐，崩崖断凿开土门。

竭来城下作飞石，一炮惊落天骄魂。

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

雄伟矫健、沉郁顿挫的诗篇，既表达了驻守定州备边抗敌的雄心，又以雪浪石僵卧枯榆树根旁，寄寓报国不得的悲慨。每一读之，都令人不胜唏嘘。

在任期间，苏轼勤于察访民情。看到许多地方地势低洼，沼泽片片，于是想到盛产水稻的四川眉山，决定来个“南稻北移”——他责成专人到南方运来稻种，并亲自向农民传授水稻的插秧、栽培和管理技术，使昔日的荒野水滩变成一块块稻花飘香的水田。那一年，千顷稻田大获丰收，产米颇丰。他还将农民插秧时唱的歌谣稍加整理，定名为“插秧歌”。由“水上白鹤惊飞处，稻田千里尽秧歌”的词句，足可见当年插秧歌在定州一带的盛行。插秧歌原本只是一种民间歌舞，后来发展为有人物、有情节的地方戏曲——定州秧歌戏。

元祐九年（1094年）4月，苏轼被贬官到更偏远的惠州、儋州。在定州半年多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先后遭受官场失意、爱妻离世等一系列打击。但是，这也是他人生中极为充实的一段时光。在定州，他的很多政治抱负得以实现，做了大量利国利民的好事。

穿越时空又见东坡，一代巨人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