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往者章秋桐先生在《甲寅》杂志倡“调和”之义，意在析陈政力向背之理，俾政治当局自节其好同恶异之性，而尚有容之德也。乃袁氏专制性成，卒不悛悟，重以帝欲之所驱，益向沉渊之中以趋，终至沦溺而不可拔。吾民于此，因以觅得机缘，相牵相引，相提相携，以入调和之途。而举西南之义旗，共和以之重光，独夫以之自毙，是知政理所在不可或违，违则败亡立见。盖遵调和之道以进者，随处皆是生机，背调和之道以行者，随处皆是死路也。余曩有言，宇宙间美尚之品性，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映之间荡漾而出者。美味，人之所乐尝也，然当知味之最美者，皆由苦辛酸甜咸调和而成也。美音，人之所乐闻也，然当知音之最善者，皆由宫商角徵羽调和而出也。美色，人之所乐观也，然当知色之最美者，皆由青黄赤白黑调和而显也。美因缘，人之所乐求也，然当知因缘之最美者，皆由男女两性调和而就也。饮食、男女如是，宇宙现象一切如是，即政治亦罔不如是。是美者，调和之子，而调和者，美之母也。故爱美者当先爱调和。
调和之境，虽当宝爱，而调和之道，则不易得也。由吾之政象言之，袁氏既死，政局宜稍有光明之象矣，顾乃反是。新旧之争哄不绝，党派之轧轹未已，接触愈多，排挤益烈，长此以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动之后，益以反动，潜滋酝酿，终成不可收拾之局，而非吾国今日之能堪。故调和之声，近又稍稍闻矣。但凡一事之兴，一说之立，利之所在，害必从之。即如调和之说，初旨本甚可贵，而思之不慎，辨之不明，则误解相承，十而八九，毫厘之谬，相去日遥，真正合理之调和未著厥功，而虚伪敷衍之调和已肆其祸，将日言调和而全失其真，适居其反。此古人所以恶紫之夺朱，恶莠之害苗，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兹陈数义，以告今之以调和新旧自任者。
（一）言调和者，须知调和之机，虽肇于两让，而调和之境，则保于两存也。今人不解调和之真义，因于一切分当竞进之事，而皆有所怀疑不敢自主之概。似一言调和，即当捐禁竞争，一言竞争，即皆妨碍调和也者。于是一群之中，进化之机能，活泼之组织，将以全失，而日降于颓废，相与养其腐化之性，以争取宠媚于强力者之前。一若稍涉迟疑，此调和之美事，遂为他人所专有，而已乃退于强有力者鄙弃之列焉。呜呼！以此言调和，数年而后，中国人之精神性灵，虽欲不索于枯鱼之市不可得矣。盖调和之目的，在存我而不在媚人，亦在容人而不在毁我。自他两存之事，非牺牲自我之事。抗行竞进之事，非敷衍粉饰之事。不幸此种绝美之名辞，一为吾懦弱颓废之民族所用，遂而淮橘北枳，迁地弗良，取以为逆流降下之梯航，以便其姑息苟安之劣性，而遂其突梯滑稽之俗癖，斯诚非昌言调和者初意之所及料也矣。昔斯宾塞以得半之说，诠疏天演之理。莫烈言调和时，既称引其说，复郑重为警惕之语曰：“吾辈执持斯义不可越乎其应行之程。盖人生天性，弊机所伏，多在于避难而就易，习故而安常，作者（指斯宾塞）之意，亦仅在陈述调和为人事演进之象，歧力相剂之结果如斯耳，并未尝界划斯境，视若吾人实践之义务，即于作者之书中索之，于其所阐发之进化主义中索之，初未尝有所表征于彼故意牺牲真义者而优容之也……”（依剑农君译语，见《太平洋》第一号《调和之本义》篇）。痛哉斯言，盖不啻为吾国人而发也！弱腐之民，其天性之弊机，即在避难就易、习故安常。以斯言证诸吾人，乃为无可辨讳。又以东西洋之生活不同，文明各异，因之传来之道德，亦相悬殊。西洋生活之自然法则，在于保存自我（Self－preservation），东洋生活之自然法则，在于牺牲自我（Self－sacrifice or Self－negation），而调和之目的，乃在自他两存（Co－existence）。故西洋人言调和，宜自使其保存自我之努力，止于不牺牲他人；东洋人言调和，宜以不牺牲他人为归而先谋保存其自我。调和之义，苟或误解，即邻于牺牲，而暗合其牺牲自我之心理，结果适以助强有力者之张目，驯至权利、人格、财产、生命、真理、正义之信仰，乃无往而不可以牺牲。而专制之势成，此皆伪调和之说误之也。余爱两存之调和，余故排斥自毁之调和。余爱竞立之调和，余否认牺牲之调和。
（二）言调和者，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夫新与旧之区别，果以何者为准乎？将以人之年龄为准欤？则同一年龄者，其精神状态不必相同，年少者未必果新，年老者未必果旧也。将以派别为准欤？则同一派别者，其主张亦不尽相同，只以感情至历史上种种关系牵之使然者往往有之。足隶于新者未必无旧，隶于旧者亦未必无新也。故年龄、派别，举不足为区别新旧之准也。然则新旧之分，究将奚准？故黄远生先生有言：“新旧异同，其要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源。本源何在？在其思想。”此殆可称为探本之论矣。然即人之思想而察之，有徒务进步而不稍顾秩序与安固者乎？有徒守秩序与安固而不求进步者乎？盖无有也。为其进步即行于秩序、安固之中，秩序与安固亦惟进步而始能保也。硕学穆勒尝陈其理矣，曰：“凡于政治或社会，其所企无独关于秩序者，亦无独关于进步者。欲举其一，二者必当并举也。……进步之所需与秩序之所需，其性质相同，惟用于进步者视用于秩序者为量较多耳。安固之所需与进步之所需，其性质相同，惟用于安固者视用于进步者为量较少耳。三者盖同质而异量者也。”世所称为新者，必其所企关于进步者较多之人也。世所目为旧者，必其所企关于秩序与安固者较多之人也。苟此解为不谬，则知此二种人但有量之殊，安有质之异？此其相较，正与进步与秩序、安固之为同质异量者相等。精确言之，新云旧云，皆非绝对。何今之人口讲指画者，动曰某派也新，某派也旧，某人也新，某人也旧，似其间有绝明之界域，俨若鸿沟者然。别白泰纷，争哄斯烈，驯致无人能自逃于门户水火之外。相崎相峙，相攻相搏，而不悟共所秉持之质性本无绝异，且全相同。推原其故，殆皆不明新旧性质之咎也。
（三）言调和者，须知各势力中之各个分子，当尽备调和之德也。夫调和者，乃思想对思想之事，非个人对个人之事。个人与个人，意见情感，稍有龃龉，可由当事者以外之第三者出而调停之，和解之。思想与思想，若有冲突，则非任诸思想之自为调和不可。盖其冲突之际，不必有人与人之交涉，即同一人焉，其思想亦有时呈新旧交战之态也。然则欲二种之思想，相安而不相排，相容而不相攻，端赖个人于新旧思想接触之际，自宏其有容之性，节制之德，不专已以排人，不挟同以强异，斯新旧二者，在个人能于其思想得相当之分以相安，在社会即能成为势力而获相当之分以自处，而冲突轧轹之象可免，分崩决裂之祸无虞矣。个人而能自克如此，则其人之调和能事已毕。初无事乎有一二人焉，揭调和之帜，日相勉戒乎他人，盖调和之事，不求于一己之思想，而求于各个之人身，必徒冒疲于奔命之劳，而终于渺无效果也。且凡能达于调和之境者，溯厥由来，成于自律者半，他律者亦半，而第三者之调停不与焉。自居于一势力者，能确遵调和之理，而深自抑制，以涵纳其他之势力，此自律之说也，是曰有容。自居于一势力者，确认其对待之势力为不能泯，而此对待之势力，亦确足与之相抵，遂不得不出于调和之一途，此他律之说也，是日有抗。分此皆虚伪之调和，非真实之调和，枝节之调和，非根本之调和，绝无成功之希望者也。
（四）言调和者，当知即以调和自任者，亦不必超然于局外，尽可加担于一方，亦惟必加担于一方，其调和之感化，乃有权威也。夫调和之事，既无第三者容喙之必要，则言调和者，自当于新旧二者之中，择一以自处。盖虽自居于一方，若为新者，而能容旧势力之存在；若为旧者，而能容新势力之存在；究于调和何害者？惟若自别于新，而又自别于旧，不甘于旧而又不敢居新，宅不新不旧之地位，挟非新非旧之势力，以夷犹容与乎二者之间，则新者将不视之为新，而以疑忌临之，旧者将不认之为旧，而以敌异遇之，进退失据，无所归依，人且弃之而不顾，调和之效，抑将安著？且既自立于超然之地位，又启两方之猜嫌，为自保计，亦必谋其自身势力之巩固，对于两方，时有操纵之迹焉。于此而言调和，不近于投机，则邻于挑拨，将调和之声愈高，轧轹之象愈烈，调和之人愈众，轧轹之机愈多，其去调和之境，正犹南辕而北适。此于调和，最忌之事也。亦有个人将加担一方之前，自审两方势力之孰强孰弱，而将其一分之力，以尽平衡质剂之用焉。果一势力弱而一势力强也，则于一己之思想，当与较弱之势力以较多之同情而称之，以维其平衡，以求其质剂。此则可望之于二三先觉之政治家，而不能以责之于庸众。[......]调和之变则，非调和之常境也。所怀如是，幸注念焉！
是篇为愚于去春针对时事而作，曾以寄登在日本东京出版之《神州学丛》，以遭日政府之禁，学丛竟至废刊。兹复转载于此，虽不无明日黄花之感，而其中陈义,亦或有一得之愚，尚足值时贤之一顾者。往者不谏，来者可追，惟阅者察之。
署名：李大钊
1918年7月1日
《言治》季刊第3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