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的眼睛

小时候，我家东屋迎门的那面墙上总是钉着一本日历牌。每天早晨起来，父亲会撕掉一张用来卷烟。一本日历撕完了，一年就过去了。

日历牌上的阿拉伯数字被我认知是在我上学那年，当我用瓦片在屋里的土墙上写下一大堆天马行空的“1978”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一年如一把钥匙，为我开启了一扇告别黑夜的大门。

那时， 我家住在一条胡同的尽头。胡同不足百米，七八户人家，家家住的是土坯房，点的是煤油灯。下地劳作了一天的母亲，每天都在这如豆的灯光下，为全家人重复着一针一线的动作。父亲则带着我和三姐择麦秆儿，大姐二姐要用这些麦秆儿做成草编工艺品，交生产队换取工分。为了节约煤油，一家人就在这一间屋里各忙各的。像很多小女孩一样，我胆子很小，尤其怕黑，所以母亲总是在我困得前俯后仰的时候，吩咐三姐陪我回西屋睡觉，每次也总是不忘叮嘱一句：“躺下吹灭灯。”灯灭的瞬间，那股刺鼻的煤油味会让我的呼吸暂停。

烧煤油，自然就得买煤油，街上杨大叔的小卖店里就有。每天傍晚生产队收工后，小卖部开始营业，母亲也常常会在这时候派我去买盐、火柴之类。小卖店只有几平米，货品摆放很乱，杨大叔举着的也是昏暗的煤油灯，逐一给等着的人们找东西。等我拿到东西回家的时候，天往往就黑了，胡同里更黑，而且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我如飞的脚步和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做响。偶尔，母亲也会让我去打煤油，这是我最头疼的事，因为怕洒，我不能跑，胡同就显得格外长，恐惧感也格外强烈。

当然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点煤油灯，春节的时候家里会买几根蜡烛。烛台是父亲教哥哥做的，粗铁丝拧成骨架，再用细铁丝缠好。在年三十儿的鞭炮声里，它举起一团跳跃的火焰，小土屋似乎温暖了许多、也宽敞了许多。我曾问母亲：“娘，为什么只有过年才点蜡烛？”母亲在我脸上轻轻捏一下，什么也不说，我不甘心，继续追问：“什么时候能天天点蜡烛呢？”母亲说：“等你每天能择一大抱麦秆儿的时候。”

我想那只是我瞬间的一个念头，不谙世事的我并没有想到生活的困苦，只是因为恐惧黑暗而盼望光明。母亲那样随口回答我的时候也一定想不到，她话音未落——在岁月的长河里，那短短的几年可以用“话音未落”来形容吧，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立柜里一包包摆放整齐的蜡烛。秋天的夜晚，带着微微的露气和清凉。院子里，玉米一年比一年多。大姐二姐已经出嫁了，我们兄妹三人帮父亲母亲剥玉米皮。收音机放在外边的窗台上，旁边有蜡烛燃烧，但时常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风熄灭。赶上中秋前后，干脆就不再点燃蜡烛，让月光一心一意地与玉米交流。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村里通了电灯，但是没有电表，按每家安装的灯的数量收电费。有一次我去同学家做作业，见她家的灯明亮很多。跟母亲说起，母亲说：“你爹买的是最小的灯泡，怎么也比蜡烛亮呀！”不知道是因为功率小还是灯泡质量差，里边的钨丝常常烧断。耳濡目染，我也学会了接：把灯泡对着亮处，上下左右晃动，直到重新搭上。一通电，就自动焊好了。断过几次后，丝越来越短，实在接不上了才扔掉。

这年的秋天，院子里有了更多的玉米，父兄早已在堂屋外的门楣上安装了电灯，在有月光的夜晚，它总是闭着眼睛安睡。

或许是因为我长大了，也或许是因为黑暗被时代的年轮碾碎了，晚上独自走在胡同里，我常常悠然自得地哼着歌。邻居们窗里的灯光越过院墙，和犬吠声以及母鸡们互相拥挤发出的咯咯声一道，使胡同像自家的院子一样有了生气。

只是，那些年电量很不充足，黑白屏幕里的剧情往往在播放到精彩处时，“啪”地一声，眼前如一团墨染，我便非常懊恼。我不知道光明从何而来，只知道它是“国家”给的。我说：“国家多买点电不就行了嘛！”父亲说：“没有的东西是买不来的，所以要节约。”

到我结婚的时候，“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时代已经悄然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彩电、洗衣机、电冰箱”，但是我只买了一台电视机,我儿子就在一片光明里看着动画片长大了。他不穿名牌；放学回来会自己补车胎，自己把破了的袖口缝好，然而他不会接钨丝——白炽灯先是换成日光灯管，又换成颜色、款式各异LED灯。现在，连路旁的海棠树上都挂满了各色灯饰，调皮地眨着眼睛。

前一阵儿，我回娘家小住，昔日的胡同早已宽阔如街。晚上，我站在门口，不禁想起了父亲。父亲已于前年过世，临终前几天还穿着他破了一个洞的布鞋在菜园里除草。如果说四十年前的节俭是生活所迫，那么四十年后，它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品质。父亲和母亲都没有读过书，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谆谆教诲过，但是他们的言行早就如细雨般浸润着我们的心田，让我们由俭而勤、而朴、而向善。

走出胡同，放眼望去，满街路灯和临街人家大门外火红的灯笼高低错落，相互辉映。灯火，我觉得就是黑夜的眼睛，在与它们几十年的对视中，我清晰地看见春天的长卷在我眼前铺展。就在我一愣神的时候，它已经铺向更远的远方。 (张凤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