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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作家从维熙。
全国书博会的举办，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读书岁月。
我出生于开明士绅家庭。从小，我就热爱读书，家里的《石头记》和《三侠剑》早就被我翻遍了。有一年除夕，吃饭时家里人找不到我了，那时我正躲在装粮食的大缸之间的缝隙里专注读书。
后来，著名作家孙犁先生激发了我的文学创作冲动，使我拿起笔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多年以后，我读遍了孙犁先生所有的作品。说心里话，的确迷恋那种冲淡隽永的风格，钟情于老师对乡土的热爱。
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我刚刚18岁。当时，我开始尝试着给孙犁先生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并发表了一些作品。毕业后，我到北京青龙桥小学教书。不到半年，我发表的文章就引起了领导重视，后来，被调到《北京日报》做记者、编辑。
“文革”期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风和读书的审美趣味也随之改变，雨果的《悲惨世界》常常让我觉得深刻。
1979年，我写出了《大墙下的红玉兰》，并在巴金先生主持的《收获》杂志刊出。由此，我被文坛誉为“大墙文学”之父。随后，我的作品相继面世，读的书也更多、更杂了。
其实，我家的书房并不算大，但沿墙全是书柜，那是我曾当过木工的儿子做的，其中，有他的一片孝心。
目前，我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本厚厚的《20世纪全记录》。每有空闲，都会坐下来，心平气和地阅读。不管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书里书外都有很多“必修课”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