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和著名作家余华3月17日做客澳门文学节，就“《收获》及文学杂志在中国的重要性”展开讨论。程永新说，今年正好是《收获》杂志创刊60周年，这本杂志能走到今天，都离不开巴金先生，如果没有巴金，就没有今天的《收获》。余华则把自己的今天归功于一个人和一本杂志，“一个人是李陀，一本杂志就是《收获》，他们把我变成今天能够在这里说话的人。”
如果没有开放包容的精神，《收获》走不到今天
《收获》杂志1957年7月由巴金和靳以创办，今年恰好是《收获》60周年。当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几乎都跟《收获》有关系，《收获》这本杂志6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当代文学史。程永新说，《收获》杂志这几十年的历史，特别是近30年来的历史特别有意思，涌现出了很多好作家好作品，都和创始人巴金先生有关，如果没有巴金，就没有今天的《收获》。巴金先生对待作家非常包容，他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出作家，出作品”。
《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和著名作家余华 四夕 供图
程永新回忆当年张贤亮的一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的时候，很多女作家认为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冰心给巴金打电话，让他管管《收获》，但是巴金看完之后，得出的意见是：张贤亮的小说似乎有点“黄”，但是写得确实好，没什么问题。“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就是因为有巴金的精神，他的人格魅力，所以《收获》能得到方方面面的包容，所以有余华这样一批很好的作家，我想如果没有这种包容和开放的精神，这本杂志走不到今天。”
程永新说，巴金先生当时讲的很多朴素的道理，在今天的现实中依然还有意义，“比如他在《随想录》里面讲到的反思和忏悔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现实还有意义。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但也不是进步得特别快。巴金已经成为《收获》这本杂志的灵魂，如果一个杂志对现实没有意义，就是失职。”
在今天的多媒体时代下，《收获》这本杂志要如何去坚守和改变，又如何在浩瀚的文字大海中选出那些最重要的作品？程永新说，自己刚到《收获》杂志的时候，很多老编辑还是用毛笔字给作家写回信，他们对文学的理解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觉得他们保守，慢慢觉得这种东西是一种无形强大的力量，他对文学作品的判断，形成了一种气质。”
对于一名合格的文学编辑而言，学养是一方面，对艺术的领悟力以及作为一个阅读者的敏锐也很重要。“编辑常常是作家的第一个阅读者，要有一点天赋和后天的鉴赏力，这种鉴赏力非常重要，可能不像搞理论评论的人讲出很多道理，而是凭着一种直觉，文学作品说到底还是和艺术有关，带有天赋的直觉和判断力显得很重要。”他认为，当前中国，特别是内地，文学价值的标准有一点混乱，“我个人认为，世界经典文学的学习还是重要的，学习中会建立自己独立的个人见解，还是要有一些系统性的东西，才能确认你的独特的价值观。”
余华：因为巴金，我们这一代作家才有时间自由生长
1987年，《收获》推出“先锋文学”专号，上面是“一伙来历不明”的家伙，他们分别是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洪峰。他们被《收获》的编辑们顶着“胡闹”的“罪名”推上了1987年第五期第六期《收获》。余华曾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回忆1987年的那个秋天：“收到第五期的《收获》，打开后看见自己的名字，还看见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获》每期都是名家聚集……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集中一伙来历不明的名字。”
活动现场，余华把自己的今天归功于一个人和一本杂志，“一个人是李陀，一本杂志就是《收获》，他们把我变成今天能够在这里说话的人，我的小说是李陀推荐给《收获》的，我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小说发在《收获》上有两个原因：一是浪漫主义的原因，《收获》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最好的杂志，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很多小说其它杂志根本不可能发，别说《许三观卖血记》，《活着》都不可能。《收获》的地位确实有原因的，感谢巴金，因为他的庇护，我们这一代作家才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
在那些年代里，这一群来历不明的家伙，白天坐着公交车去《收获》编辑部，被人戏称“好像《收获》是他们的家”；晚上，他们在招待所里聊天、打牌，深夜饥饿时，一起爬过紧锁的摇晃的学校铁栅栏门去觅食，再饱食归来。“当时的文学观念很像华师大深夜紧锁的铁栅栏门，我们这些《收获》的先锋文学作者饥肠辘辘的时候不会因为铁栅栏门关闭而放弃去寻找食物，翻越铁栅栏门是不讲规矩的行为，就像我们的写作不讲当时的文学规矩一样。二十年后的现在，华东师范大学不会在深夜紧锁大门，而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他们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他们一样，现在也成为了我们的文学传统。”余华说。
程永新：好作家能量积聚到时候一定会冒出来
1980年代，一批青年作家通过《收获》走上文坛，那么今天挖掘新人的动力是否减弱了呢？程永新说，“我们一直都很关注新人，关注他们的写作，成长，我一方面觉得对于年轻作家的写作我们应该倾注比较高的热情去关注，但是反过来说，写作这个事情还是有一点个体化元素在里面，只要你有才华，这个平台没冒出来，另外一个平台也会冒出来，所以我想还是个体作用比较大，现在80后的写作者们对世界当代文学的关注热情和上一代作家有点不一样，他们对同时代的其它国家的作家写作很关注，所以有一些新的探索，但是我想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十几年的文学，特别是严肃文学走的步子不像八九十年代，现在节奏会比较缓慢一点，但是年轻人还是在成长进步。”
在今天的多媒体时代，渠道和平台很多，不太可能产生像1980年代一样的轰动效应，但是《收获》依然在尝试这样去做，比如去年前年就推出过青年作家专号，试图像当年一样把年轻的作家集中到一块儿。程永新认为作家的才华永远是属于作家的，“一个作家能量积聚到一定的时候，他一定会冒出来，当年的莫言、余华，他们这些作品光芒四射，积聚了那种能力，正好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就吻合了。我刚才说出人出作品，这样一个宗旨，我们始终不渝在坚持，对年轻作家也是这样。”
日前，著名文学期刊《收获》开通手机“行距”APP在线投稿。程永新说，在新的媒体环境下，《收获》杂志也一直在改变，“作为《收获》我们也要思考怎么转型，做一点其它事情，维持刊物原来的品质，其它事情都可以放开。我们想在《收获》的品质下形成一个新的文学的生态圈。”
余华：你的个性最好和你的才华成正比
活动现场，很多文学爱好者也就写作的相关问题与余华交流。谈到作家的个性，如何与社会保持一种合适的关系，余华说，“先别有个性，不然社会早把你干掉了。我们那个社会还没有现在这么惨烈，80年代时‘文革’刚刚过去，大家对未来社会充满希望，一步步往前走，社会变得逐渐开放，我第一篇小说在《北京文学》准备发表，编辑觉得结尾太灰暗，要改得光明一点，我就改了。一步步来，你的个性最好和你的才华成正比，不然你就被社会杀死了。”写作遇到困境怎么办，余华的方法是暂时离开文本，“我经常会遇到你写不下去的时候，刚开始以为我的写作出问题了，后来我发现大部分情况是人的思维和情感会步入死胡同，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开书桌，忘记它，再回来，什么问题都并没有了。如果一直不离开，问题就一直解决不了。”
至于作家的语言和风格化的问题，要不要去做改变，余华认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语言的一种方式，如何理解语言，每个人都会不一样，当一个作家用一种语言获得成功之后，他会对这种语言有依赖，经济学里面有个概念叫路径依赖，我们用这种模式办公司成功了，我不会轻易改变，但是新的时代来临之后，面临新情况就破产了，社会制度也是这样，作家们也是一样，轻易不会改变，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作家都是在用一种语言来写作不同的小说，也有少数的作家在不断地改变，用一个什么位置，我的叙事系统在这里，什么东西都往里放，还是去为遇到新的题材寻找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这是另外一种作家，这两类作家很难说谁好，莎士比亚永远是一种叙述，托尔斯泰也是，很多伟大的作家都是这样，马尔克斯又是另外一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