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来，记者奔赴四省采访了100位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在他们的打工生涯中，均遭遇过欠薪，其中，有的欠薪长达10余年，索要无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达到4684万；农民工人均被欠薪9511元，比上年增加1392元。（12月21日 澎湃新闻网）
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高龄农民工更加弱势。一方面，年过五旬还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往往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高龄农民工通常只能从事一些相对轻松的体力劳动，从而导致收入下降。作为“弱者中的弱者”，“高龄农民工被欠薪”让我们见证了一个阶层或者一个群体脆弱、艰辛的生存生态。
高龄农民工追求一种“保守的稳定”，他们往往会跟随亲友、老乡等熟人一起进城务工。这样的“抱团取暖”，尽管让高龄农民工享受了诸多便利，也让他们的欠薪问题具有普遍性。每一个不良商家和包工头的背后，都有着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上百人 “钱袋空荡荡”。换言之，少数人的“荷包鼓鼓”，是以牺牲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的。
一个旨在“让劳动更有价值、让劳动者更有尊严”的社会，农民工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和激励，本身就是劳动者权益的缺失。 当农民工基本的劳动报酬都得不到保障，他们适应城市、融入城市又从何说起？
农民工作为“漂泊的候鸟”，游走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地带。为了讨回欠薪，农民工千方百计地使出浑身解数——用哭穷、求情、耍狠乃至跳楼、拉横幅等进行表演性抗争，将个体遭遇公开化，从而“曲线维权”。在强弱关系失衡的格局下，农民工利用“弱者的武器”，只为了争取和捍卫劳动者最基本的合法权益。即使要到了欠薪，农民工也可能会遭遇暴打；这样的悲苦人生，让人痛心不已。
守卫公平正义，健全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系统，为农民工讨薪“撑腰”，需要公共部门有一种“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只有将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结合起来，农民工悲苦的人生才会多一些光亮和温暖，农民工才会少一些讨薪需求；即使讨薪，也不需要承受屈辱、矮化自己。
在农民工权利不断彰显的当下，讨薪的境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劳动者是否拥有足够尊严和安全感的一面镜子。实现农民工讨薪的制度化、规范化，固然需要在制度完善、漏洞修补上下功夫，也需要将“有”的东西落到实处，发挥好制度的应有效力，及时地为年终岁末的“讨薪季”保驾护航，让高龄农民工“开开心心回家过年”。说到底，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公平正义。（杨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