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于1960年的《五陵少年》,说的是五陵少年在唐朝。五陵是帝王的墓葬所在地,所以有大唐帝国的雄风,又有长安的市井的风味。这诗里的五陵少年,是幻想看着武侠小说的,他对自己祖先的辉煌,耿耿于怀,他对当代的处境,又觉得不能适应。当时的台湾是‘来来来读台大,去去去美国留学’,跟大唐的胸襟又不一样。把这两方面糅合在一起,带一点自嘲、自讽、自怜的情绪在里面。”
“我的中国意识可以再分成小的故乡,我生在南京,在南京读过小学,后来读金陵大学。我的父亲是泉州人,母亲和妻子是常州人。那时候我在常州有50、60个表亲。写母亲写了很多,写父亲也写了一篇诗和一篇散文,写亡妻的有20首。为我4个女儿也写了很多。包括收到教科书中的《我的4个假想敌》。后来为孙子、孙女、同学、老师也写”。
余光中的诗里还有对物件的感想,比如《白玉苦瓜》。“白玉苦瓜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样玉器。我看到了之后,觉得这个苦代表生命之苦,白玉代表艺术的胜利,生命的苦涩可以变成艺术的甘甜,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代表美学的,一方面也是历史的,因为我经历过抗战的大时代。”
在余光中看来,台湾新一代的诗人和老一辈诗人有着“相当大的不同”。“我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本地的诗人才从日语的语境里转过来,还不太会说汉语,所以他们面临着语境转换的问题,一时还写不出中文的作品来。我们这些从大陆去的少年,中文是没有问题的。”
这位耄耋老人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当时没有电视,没有电脑。那课余做什么呢?我们就看旧小说,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所以我们都有一点传统的背景,对于古文唐诗宋词懂得也比较多。”
“中国的新诗,20年代的徐志摩、闻一多,30年代的艾青,以及40年代的卞之琳都不同。至于我这之后,应该有两三代了。大致上他们是工业时代或是后工业时代出现的,互联网、手机影响着他们日常生活,所以他们看到的未来比较多,回忆的空间比较少。”余光中说,“在台湾,像我这个年纪还在写诗的还不少,周梦蝶、罗门、洛夫都在发表作品,是很难得的。”
今天上午,在两岸诗会的研讨环节,余光中表达了另一种“乡愁”,他说自己和一些诗人为台湾垦丁公园的图片配诗,就是觉得强调环境保护意识比爱国主义意境更高,“诗人要做一些为人类高瞻远瞩的事情”。
在介绍近况时,他说:“最近由一家企业资助开办了余光中人文讲座。有5年的计划,每年会办3到4个较大的活动,我们请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学者到台湾南部进行演讲、表演等。”余光中说,“这个活动刚办过第一场,是我跟李安对话。第二场我们准备邀请香港的社会学家金耀基。第三位是王安忆。”
访谈中诗人和我们约定,会为海南写一首诗,放进明年三月出版的第二十本诗集《太阳眼睛》。这个“地图迷”告诉记者诗的大致意境:从雷州半岛到海南,如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海南正是那一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