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１日电（记者涂铭、陈菲）全国人大常委会１日表决通过了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新修改的行诉法诸多新规剑指“民告官”三大“顽疾”——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
“民告官”究竟难在哪？为啥难？
——立案有多难？全国立案数连年下降，北京平均立案率仅３０％。
行政诉讼立案难可以从一组数据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贺小荣透露，２０１３年，“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立案数在近几年连续下降的情况下，又比２０１２年下降５％。而北京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日前发布的一项调研报告则显示，近三年北京市行政诉讼立案率连续下降，平均立案率仅为３０％左右。
北京德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家辉律师告诉记者，她曾经代理过一起诉某部委的行政诉讼案，当她将诉状送到法院，负责立案的工作人员翻完材料，很干脆告诉她“立不了”，既没有讲任何理由也没有给她任何文书。当她再次向法院递诉状时，法院一个负责人把她“请”到会议室，坦言“不是我们不愿立，是我们真立不了”。
贺小荣表示，行政诉讼是三大诉讼中受地方因素影响最大的诉讼。在行政诉讼中，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干预司法个案的现象比较突出。而受访的多位基层法院行政庭法官也表示，很多行政诉讼案件原告诉状还没递到法院，政府部门“打招呼”的电话就已经过来了。
——审理有多难？行政机关败诉率仅１０％。
北京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上述调研报告显示，在仅有的约３０％的立案里，一审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的仅约１０％。
与行政诉讼案件低立案率、被告低败诉率相对应的却是高上诉率、信访申诉量大。贺小荣介绍，２０１３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上诉率高达７２．７％。
一位已离开法院系统的前行政庭法官说，行政机关败诉率低是行政诉讼中的普遍现象，除了前期立案环节的“人为把关”，让一些政府部门明显可能败诉的案件被“拒之门外”，审判环节中各种“打招呼”“批条子”也不鲜见，甚至有的部门以人财物对法院“威逼利诱”。一些案件主审法官不能判、不敢判，要层层汇报、逐级请示，案件办理起来障碍重重。案件审理中，“告官不见官”十分普遍，一些政府部门习惯让律师出庭当“甩手掌柜”，而许多律师不熟悉案情，在庭审中“一问三不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龙非说，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规范层级多、名目多、数量大，长期以来也欠缺足够的清理和修改，上位法与下位法或同一层级的法律规范之间不衔接或“打架”的情况比较常见，这在审理上给法院带来很大难度。此外，在行政诉讼中单纯强调被告的举证责任，实践中一些原告往往有证据也不提供，为法院查明事实增加了难度。
——执行有多难？政府部门“会议决定”否决法院判决。
２０１０年，陕西省的一起行政诉讼曾引发公众对行政诉讼“执行难”的关注。这起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经榆林市中院判决、陕西省高院裁定后长达３年多的时间里，陕西省国土资源厅非但不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反而召开“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法院判决，行政诉讼“执行难”可见一斑。
然而，面对一些政府部门当“老赖”，法院能用的招并不多。龙非表示，对于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的情况，法院除了发司法建议，没有什么其他有效的手段，而司法建议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记者在北京一些区县法院调研了解到，这类司法建议往往是“石沉大海”，根本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回应。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指出，新的行政诉讼法通过对起诉、审理、判决、执行等机制的改进和完善，将有望较好解决“民告官”制度长期存在的“三难”问题，进一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