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时间跑遍至少25个省市，寻找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原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研究部主任詹琪就是用这样的足迹寻找统计到了一份18万余人的抗美援朝烈士名单。
不给他们一个名字交代不过去
2000年，时任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馆长找到詹琪，要他专门负责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就是要统计出来一份准确且又详细的抗美援朝牺牲人员名单。而这一项工作其实早在几年前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就开始做，但是几年来却一直没有得到进展。
詹琪说：“纪念馆早在1999年5月便已进行尝试。这年是抗美援朝出兵50周年的前一年，纪念馆向全国各市（县）民政局发信，提出决定在馆区建立碑林，刊刻烈士名单，希望各地能把部队以及支前的工人、农民、学生、医生、司机等英烈名单寄到纪念馆，如果是团级以上的干部有照片的，也一同寄来。但是将近一年过去了，我们也只是收到了三十多个单位的回函，可以说基本没有进展。”
而当时这一数据是他们纪念馆，或者可以说是国家急需的，这个准确的数字当时在国家军事博物馆、军科院、总政治部、民政部都没能查询到一个准确的数字，属于迫在眉睫。
詹琪表示，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多，作战地域广，战场情况十分复杂，大量阵亡的志愿军战士就地安葬，难以及时统计烈士数量与姓名，也有不少烈士因受伤后转运至医院甚至国内的途中死亡。
几十年来，这场战争中牺牲烈士的数量和姓名，都分散在军队和各地民政部门手中，缺乏完整的调查统计。仅对于烈士的数字，便有多种统计口径。诸多的学术论著、媒体报道、陈列展览，都模糊或回避了志愿军牺牲人数，数字仅仅精确到“万”。“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这项工作也迟迟没能得到进展，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们，都60多年了，再不给我们的先烈寻找到名字，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就这样詹琪接下了这个重担，但是接下来他要面临着一个难题，纪念馆没有经费去支持他搞这项统计。最终詹琪与纪念馆达成了协议，如果涉及到出差，假如征集到名单就报销差旅费，征集不到，则个人承担。按詹琪在那时的理解，就是向全国民政局索要烈士名单，如果困难就亲自跑一趟，花费不会太大。
名字越多，心里越不踏实
就这样，詹琪为抗美援朝烈士寻找姓名的工作开始了。起初他很乐观，他认为各地烈士名单的材料都由民政部门掌握，把事情和他们说明白了，一定会得到支持。
开始时，詹琪利用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的名义，他给县级以上的民政部门发函，“一发就是两千多封，但是到了2000年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大会之后，我只收到138封回信。”詹琪回忆。从发出2000封得到回复却只有138封，这么大的差距是詹琪万万没想到的。为了弄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詹琪便开始给全国各地的民政局打电话，基本上得到的答复就是：纪念馆是文化系统领域，无权得到民政局的数字统计。
得知问题出在哪里之后，2001年3月，他找到丹东市民政局优抚科的工作人员求助，请求以民政局的名义发函，得到了丹东市民政局许可，最后丹东市民政局以“计划于2003年7月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之际，出版《抗美援朝烈士名录》”的名义，再次向全国各市（县）民政局发函，信函上都加盖了丹东市民政局的图章。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詹琪陆续地得到了一些地方民政局给予的回复。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稳妥，詹琪找到了省民政厅，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2001年10月，信函上除了丹东市民政局和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章外，又加上了辽宁省民政厅的章。
接下来詹琪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民政局的回复日渐增多，但是随着他的统计，数字的增加，詹琪的心中却越来越不踏实。
詹琪说：“在当时国内所有的抗美援朝烈士人员总数也只有几万，但是随着我开始做统计，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十万，按照这样下去，这个数字将会增加多少是个问题，但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数字只是当地民政局发放抚恤金时所用的名单，一些不知名的烈士根本不在其中，照这样说这个数字还会有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