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面对“异地高考”的当下格局,深圳目前可以“落地”操作的实际动作有哪些?王世泰认为,户籍改革先行或许更加对应深圳目前的实情:“深圳作为改革前沿先锋城市,享有‘先行先试’的授权,为什么不能脱出窠臼,探索前行?庞大的常住人口只有区区少数能加入深圳户籍,客观上加剧了深圳‘异地高考’的严峻性……公民权利中,同等享受教育权利,是重要内容之一。至于能否进入某城某校就读,设定公平‘门槛’至要,而不应以户籍区别来作为界限!户籍制度改革,是势之所趋。”这一点,也得到许多在座嘉宾的附议。
但在“户籍改革”火候未至、“异地高考”趋势未明的现状下,也有人启动“第三种方案”。譬如,一些地产商推出相对廉价的学位房,吸引中等收入的异地家庭购买、落户。如某深圳大型地产营销经理李丽珺所说:“廉价、优惠学位房可以将优质的教育资源、住宿资源、落户广东的户籍条件统归在一起,是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更实在的一种策略。”王世泰也表达了近似的意见:“可否立足现实,在渐行变革的总体方向下,寻求公共资源和民间力量结合的路径?比如,让财团出资,在深圳的中端住宅中引入知名学府,提供和培育更多教育资源,以纾解矛盾、纾缓社会焦虑?”这,或许是解决当下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的“折中”方案之一。
深圳家长对“异地高考”的态度亦莫衷一是。譬如,深圳家长钟华就担心“异地高考”会带来新的不公平:“异地高考政策放宽,会不会产生新式‘高考移民’,利用教育发达地区和教育弱势地区的‘分数差’进行高考投机?是不是也会产生‘学籍造假’的地下市场?如果仅仅是满足一部分移民家庭的高考权益,影响了其他原籍群体,或更广泛的考生群体的录取公平,这是不是会和教育均衡化的目标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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