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者吴黎明)伦敦当年得名“雾都”，根子是工业化。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蒸汽机的发明与推广推动了采煤业和制造业，煤烟造成了“可以与日全食相比的黑暗”。在这种背景下，伦敦“雾都”这顶帽子一戴就是一百多年。

　　这种空气污染在1952年的“雾都劫难”中达到巅峰。这一年的12月5日，天气异常寒冷，伦敦居民燃起煤炉，大量粉尘颗粒聚集在伦敦上空无法散去，使市中心一度连续48小时能见度不足50米。更严重的是，约1.2万人因这次空气污染事件吸入污染物而死亡，患病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痛定思痛，英国人下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其关键一着是1956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案》。这一法案划定“烟尘控制区”，区内的城镇只准烧无烟燃料，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推广使用无烟煤、电和天然气，减少烟尘污染和二氧化硫排放；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被迁至郊外，限制高炉，等等，不一而足。

　　这一法案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此基础上，英国各地还出台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再加上民间环保组织的推动、大众环保意识提高和环保技术的推广应用等，一场轰轰烈烈的环保运动随之展开。到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经从每年几十天减少到15天，1980年降到5天。

　　与英国类似，欧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走过了一条先发展、被污染、再治理的道路。

　　除了大力采取环保技术以外，产业布局也是“雾都”不雾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注意平衡的经济布局有利于环保。拿“制造大国”德国来说，其产业分布比较均衡。

　　从另一方面看，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让产业分工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重新布局，污染重的制造业和化工产业大部分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面对如此局面，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让“雾都”也跟着转移，需要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