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重建，五湖四海的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在这里聚集，全国各地的灾害防治和建设经验在这里交汇。汶川，成为中国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观念更新的最大实验场。如此巨大的制度力量，如此炽烈的民族情感，世人惊叹：这是多么牢固的一个共同体。

    当都江堰运用市场手段解决数以十亿计的资金缺口，完成农房重建；当什邡市建立重大事项联席会议制度，保证资金效益和项目廉洁；当四川金融机构3年贷款增加量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该省贷款总和；当3年过后四川人民拿出这样的答卷：1.7万亿元重建资金，80%是灾区自筹；几百万套过渡住房，近一半由灾区群众自搭自建，人们充满敬意地得出结论——

    汶川奇迹，是政府动员与市场力量的雄浑交响，是自力更生与八方支援的壮丽凯歌。

    美国红十字会驻中国地区代表雷伊斯感慨，“你们确实有一个能帮助人民的强大中央政府。这十分重要。”他只说出了一个方面。让政府力量与市场手段相互补充彼此呼应，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服务于以民生福祉为根本的“国家目的”，把无私援助从个人的自由选择上升为不可动摇的制度意志，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六)2008—2011，汶川。科学发展的时代规律在此得到深刻揭示，它告诉我们，没有“全面协调可持续”，就没有灾区大地脱胎换骨的超越与新生。

    震后两年，最高时速220公里的成灌快铁顺利发车，四川跑步进入“快铁时代”；震后三年，“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设施有提高、经济有发展、生态有改善”的重建目标基本实现。回首3年历程，如果没有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在神州大地贯彻落实所形成的全民共识，如果没有我们时代所秉持的“生命至上、民生为先”的治国理念，就没有今日灾区举世瞩目的“发展转型”、“社会发育”与“民生跨越”。凤凰涅槃，灾区的新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重建史、一往无前的奋斗史、豪迈雄壮的发展史。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重点内容，在统筹城乡的清晰思路中，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震区总结和推广成都先行先试的经验，首次把农村建设纳入规划范畴，结合重建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联动，农村居民“放下锄头进车间，屋后还有一片田”，收入渠道大大拓展。城乡一体的社保制度、教育机制、公共设施，让广大农民逐步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