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当有人担心微博民意的“代表性”和“深入性”时，“微博打拐”用一次切近普通人生活场景的实践，呈现出一幅流线型的传播图景：知名学者—微博大V—线下媒体跟踪报道—官方回应并拿出对策。而在这条核心传播链的辐射下，人大代表、热心网友和有关职能部门的积极回应与介入，将整个议题推向了纵深。当大家都在一个共有的美好愿望下，不回避任何可能的观点碰撞、意见互动时，真相与真知灼见令可能相伴而生的盲从、谬误、偏见、短视降到最低。    的确，这还只是一次素朴的实践。但假以时日，持续充分动员与沟通下的民意，会成为促进社会各界达成互信与共识、促进制度建设的土壤。到那时，如今已初步成型的各种打拐DNA信息库、解救被拐儿童的各种高科技手段，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更多已逐步具备了充分的专业素养的公益团体，才能在行业制度框架的规范与监督下，在社会救助领域积极作为。而如今被人们寄予期望的微博民意互动机制，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人与人之间从互不认识到互信互爱，是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的交往中，凝聚共识、推动社会建设的力量，同样有赖于一次又一次连续而充分的互动。

    只有好而向善的公共生活，才能培育出好而向善的新一代。对于这种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好的公民教养和素质，洛克曾把它确定为儿童必须接受的一项教育，罗尔斯则将此解释为“在公民秩序当中实现的‘公民权利与义务’与‘公民正义’之间的一致性”。而这种教养和素质的培育，恰恰需要连续、稳定而充分的公共讨论来塑就。在此方面，众多具有较强公益精神的有识之士，应当仁不让地成为我们共建和谐社会的身体力行者。而他们，正构成当下微博平台上最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群。如果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能形成一种开明平和、不浮不躁、彬彬有礼、诉诸理性的氛围，相信将为开时代之风气作出示范。

    阿里巴巴主要创始人之一马云从不认为，自己所创设的只是一种电子商务方式。他认为，在“淘宝”上真正流动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因为这种信用，我们可以把钱给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可以把货寄给一个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的人。而这种信用，恰恰是靠无数年轻的网购者建立起来的信誉。那么同理，我们何尝不可以一同来期待，通过千千万万的使用者在微博这一WEB2.0时代的信息平台上的不断沟通与交流，这种珍贵的信用和信誉，也能在更多的人与人之间建立并流动起来，更顺畅地在社会建设的各方参与者之间架桥？

    “你为那些街头乞讨的儿童做过什么？ ”这是民间儿童救助机构“天使妈妈”的负责人之一邱莉莉接受采访时的反问。记者在第一时间给出的回答恐怕在人群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看到乞讨儿童不会给他们钱，因为不想助长这种儿童乞讨的风气。 ”“那你有没有停下来，问问他们到底为什么乞讨，又需要什么帮助呢？ ”邱追问道。对此，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被问者都感到无言以对。

    有人说，儿童乞讨之所以存在且屡禁未绝，与人们的冷漠与不关心不无关系。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判断并不苛刻。通过这次的 “微博打拐”，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对于儿童救助事业的热诚与不计任何功利回报的投入。但未来，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本报记者 柳森）